63年前的今天 | 王力坚：广西“超级卫星”, 中稻亩产13万斤

 学者简历

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广州暨南大学学士与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广西大学访问教授。

原题

广西环江放出大跃进超级卫星：

中稻亩产逾13万斤

作者：王力坚

01

1958年，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西自治区党委响应中共中央提出“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愿景，于1958年8月提出当年实现稻谷亩产“千斤区”，争取实现“1,500斤区”；柳州地委则提出了“柳州专区粮食亩产1,500公斤，争取2,500公斤”；山高、水冷、地瘠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文简称环江县）更进一步“保证亩产五万三”。

1958年8月25日，中共环江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此前三日，8月22日，“跑步”工程已经启动——成立了一个“十万斤亩野战军指挥部”，由时任广西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授意、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亲自指挥，逾千县直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及农民参与，在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挑选长势好，快要成熟的五六十亩的稻禾并篼移栽到一块半月形、面积为1.13亩的田里，为防倒伏，每隔1.7米～2米打一排木桩，横、直都拦上竹片，边打桩拉篾片分格，边将禾谷一蔸挤一蔸地压紧顶牢，田的四周也打桩围顶结实，6个社员在田的四周摇鼓风机扇风降温。

一切准备就绪后，于9月9日，举行盛大的现场检查验收仪式。被邀请参加验收的有：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东、农垦厅副厅长陈任生、民政厅副厅长张显龙、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秦振武、政协副主席丘辰、政协委员莫树杰、柳州地区工交部部长张延年、组织部部长马振东、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农学院作物栽培学教授翁德齐、遗传选种学教授吴如岐、广西大学教授龙季和等；还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南宁电影制片厂、自治区农业厅电影摄制组的记者和摄像师等共计35人，自治区歌舞团65人，柳州专区11个县的代表174人，县内各公社的代表811人。

收割时，把收割脱粒后的谷子用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挑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的人数一下就增加了两倍多。在过秤现场，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同时要求过磅划码人秤一码划几码，这样黑板上累计的谷子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30分才收割结束。此时，环江县委书记处书记江琴堂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由18.9亩高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1.13亩，已收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实收干谷”130,434斤10两4钱，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大跃进期间全国粮食亩产的最高记录就此诞生。环江《跃进报》于9月10日出“号外”报道了这一消息。9月12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发表环江水稻“创全国最高纪录”的报道。同版还发表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于9月11日给“环江县委、县人委并柳州地委、柳州专署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的祝贺信，登载了由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署名的特写《高产颂》和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以及两幅照片（一幅为一小孩爬在稻丛上不掉下来，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二版发表黄义杰、骆正元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和杨素珍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在同版的下角还加了一幅漫画，配画诗是：“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人民日报》的处理则较为谨慎——在9月18日第7版以主标题“并禾密植挖掘土地潜力”，副标题“广西四川云南中稻创亩产6万〜13万斤纪录”披露这一大新闻。12月16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谢觉哉《听说环江丰收》诗：“环江试验田，亩产十三万。还有九百六，平均一万八。土肥水种密，禾上人可站，做了水稻王，又做钢铁汉。全县定计划，炼铁三百万。信不信由你，环江正在干。”

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在环江亩产逾13万斤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即大加表彰：“农业生产取得了这样大的一个胜利，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粮食问题，或者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说在一个六万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一年把粮食问题解决了。”

据《广西通志·农业志》载录，1958至1965年，广西中稻平均亩产为126.3公斤，而山高、水冷、地瘠的环江县中稻亩产逾13万斤的神操作，无疑极大助长了农业大跃进的浮夸风气。

02

“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轰动全国，甚至在国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9月～10月间。全国有22 省（区）1,163个农业参观团和越南农业考察团前往参观考察。环江县成了闻名全国的红旗县，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也成为制造“卫星”的功臣，于1960年1月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广西各地的人民公社虽然未能再突破环江中稻亩产逾13万斤的世纪记录，但浮夸风气迅速蔓延，高产卫星遍地开花：田林县东风人民公社1958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的679万斤一跃而为1,001万斤，因此信心百倍，决心再接再厉，争取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亿1,520万斤。陆川县1958年全年粮食平均亩产802斤，比1957年增产29.3%，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同样是山高、水冷、地瘠的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在环江县大卫星成就的感召下，迎来了大丰收，收割了3,561亩中稻，平均亩产588斤。

河池县在1957年还要调入粮食1,300万斤，而在大跃进的1958年，由于“大丰收”，不仅不要调入粮食，而且调出了粮食600万斤。靖西县1958年粮食获得空前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9亿多斤，比1957年增产3.6倍。东兰县长乐人民公社1958年粮食获得“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2,800万斤，比1957年翻了一番。隆林各族自治县显然试图赶超环江县而“搞亩产150万公斤的红薯堆和亩产15万公斤的稻田”，虽归于失败，但仍竭尽所能力争上游：1958年粮食总产量从1957年的8,200万斤跃升到1958年的1亿7,000万斤，增产一倍还多。

“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却给环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接的后果便是加剧超额征购的强度。中稻亩产逾13万斤的环江县，理所当然须实施高额征购：1958年，柳州地委下达给环江县粮食征购任务为0.355亿斤贸易粮，比1957年实际完成数多4.5倍，比1957年全县总产量还多178万公斤；后经再三请求调减为0.28亿公斤，虽然只完成了0.134亿公斤，其征购率已达实际年产量的34%，比1957年上升了13.9%，人均“三留”（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减少到211.5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5.3％。

征购不到预期的粮食，“丰产后的粮食到哪里去了? 自治区党委、地委领导‘调查’的结论是，相当多的粮食被‘瞒产私分’了”，于是环江县委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3日召开“反瞒产”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后，“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把报不出瞒产私分粮的基层干部，“施以残酷的斗争和追逼”；大队党支书崔月坚把大队6万斤粮食发给农民，遭到迫害，被撤销党支书职位，开除党籍，停发口粮，最后活活饿死于路边。

在反瞒产运动中，共搞出“瞒产私分”的“红粮”29,410万斤，其中有一部分是群众口粮和畜牲的饲料粮。1959年秋收后，正值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全县开展以“反右倾为纲”的第二次反瞒产高潮，结果，把讲老实话报不出瞒产私分粮的大、小队干部，视为是“富裕农民”“大跃进的逃兵”“瓦解人民公社”，施以残酷的斗争和追逼。

于是，发生大规模的缺粮饥荒乃至死人现象，以致“1959年末，全县人口总数为162,170人，到1960年底统计，全县总人口数只有139,485人，在一年内，全县共死亡22,685人，绝大部分属于饥饿死亡（千分之十三点五为正常死亡率）”。

03

“亩产十三万斤”闹剧，受到干部、群众的各种抵制。参加验收的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东就断然拒绝签名，不少大学教授、学生以写信的方式对“亩产十三万斤”的做法和“经验”表示怀疑。忻城县林业局工作的干部陆佩林（环江人）与广西农学院翁德齐教授都因质疑“亩产十三万斤”的真实性而受到批判和处分，陆佩林被划为中右清洗回家。

环江县林业局干部谭绍儒以“广西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和批评搞“亩产十三万斤”的错误做法，该信转回环江以后，被公安机关查对笔迹侦破，遭小会批判大会斗争了几个月，于1959年被开除回家。

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大）化学系学生崖玉钟（环江人），因怀疑“亩产十三万斤”而被批斗了一年多。县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连元因说“亩产十三万斤”是吹牛而被送去“小劳改”。已被划为右派分子、集中“小劳改”的原县委书记王定说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便又被批斗了几天。如此等等，单是集中在县“小劳改”的干部就有93人。

在“大丰收”酿成的大饥荒中，许多农民不甘心困守家乡束手待毙，纷纷往外出逃荒，外流到河池地区的金城江甚至贵州省等地讨饭以求生路；环江县委不是妥为安抚，而是当作非法外逃进行追捕；在金城江、贵州等地追捕回来150多人，有的遣送回原籍，有的关押批斗。

文革小报《南疆烈火》对此事件亦有揭发：“〔政府〕封锁环江消息，封锁人员外流。为了封锁消息，环江县公安局长刘XX还布置把铁道、公路沿线的工人、干部、学生的名单全部列出，密切地注视他们的活动。”

集体化运动以来，1955至1957年环江县已先后破获“中国国民革命军西南政治部柳庆办事处环江大站大麻村站”，“中国国民党反共木论治安部”，“广西省中级联合反共委员会”等“反革命案”。

“亩产十三万斤”事件后，1959年7月，环江县更出现了大安乡农民冯天祥纠集大安乡顶新、内典等村农民共73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上山为匪，抢劫群众财物，进行武装暴乱，被剿除”，最终“投案自首23人，俘获匪徒50人，缴获长短枪 21支，粉枪60支，子弹840发，手榴弹1枚，黑火药5公斤等”。

综上陈述，可整理出一个虽嫌简略却也清晰严密的逻辑关系：集体化→大跃进→高指标→高浮夸→高征购→大饥荒→纠合暴乱。也就是说，在政治意识形态导引下，集体化运动不断激化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关系；在集体化基础上掀起的农业大跃进，以粮食产量高指标为导引，要完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只能以漫无边际的浮夸风气来应对；浮夸风气虚构的“粮食大丰收”导致当局施行高额征购，粮食的过度征购直接造成农村粮荒饥馑现象日益严重；为了生存，农民瞒产私分，乃至铤而走险，纠合叛乱。叛乱被镇压，问题仍未解决，大饥荒益发严重。

04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时，洪华自认罪责难逃，哀求从轻发落。柳州地委作出决定，于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朱渭川书记代表地委宣布洪华家庭是富农成份（实为下中农），是钻进党内的“地主阶级代理人” 而予以清除出党，立即逮捕法办。1963年10月7日，由自治区高级法院判处其徒刑5年。1966 年3月1日刑满释放，安排到来宾华侨农场当一般干部。1972年4月12日洪华因病死亡。　　因“亩产十三万斤”事件的牵连，环江全县共有139名县、社、队干部被斗争，153名干部被检讨，32名干部受处分，其中，除洪华外，还有8人被开除党籍，4人被开除公职，2人被劳动教养，6人被逮捕法办。

这样的操作，显然是基于政治性的考量。也正如“亩产十三万斤”事件的产生，是缘自政治性的操作一样。

能够将环江农民从“亩产十三万斤”为代表的浮夸风引发的大饥荒中解救出来，更主要还是靠农民努力争取的“包产到户”与“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与“分田到户”的方式，通常以19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以契约形式明确提出“分田到户”为典范。

其实，早在1956年下半年，时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王定便采取在山区实行程度不同的包产到户方式，广受农民欢迎与仿效，形成“三包到户”（包工、包产、包投资）模式。至次年上半年，全县约有一半社队实行，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年全县粮食大丰收，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7.6%。

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王定的做法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王定等县委正副书记3人被打成右派，中共环江县委被改组，之后，农业集体化的浮夸风日益盛行，“三包到户”模式便胎死腹中了。

经历了大饥荒的蹂躏，1961至1962年，环江全县再次出现“三包到户”风潮。据1962年12月6日的统计，有376个生产队搞“三包到户”。为了扭转这股所谓的“单干风”，先后有驯乐公社全安大队副主任覃德山，城管公社西南大队的生产队长罗振彬、韦正凡，东兴公社加兴大队的覃有高等6人被捕判刑。即使如此，“包产到户”在环江县仍屡禁不绝，风潮迭起。

文革期间，包产到户的风潮虽然被强力压制，“三包到户”也没有绝迹，往往是纠正了一个又出现了一个，年年纠正年年有。农民群众心底埋下的火种，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中迅速复燃。

1978年冬至1979年春，“包产到户”之风不仅在环江县的明伦、东兴、驯乐等边远山区兴起，而且也刮到县委、县人委所在地的城管公社和城关镇。据县农委统计，全县搞“包产到户”的有801个生产队，占总队数的41.1％，凡是这样搞的地方都获得大丰收，农民群众积极要求这样搞。

1980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环江全县12个社镇2,591个生产队中普遍实行。据环江县农委1982年3月31日的统计，全县12个社镇140个大队、2,615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户的有2,583个队，占总队数的98.8%。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产6.42%。1982年比1980年增产7.79%，创环江县历史最高水平。

（本文所有关涉环江县的资料，除随文标示外，均出自《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

王力坚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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